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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沈月站在东乐市火车站的售票窗口前，手里攥着那五万块钱。

    五万块。她数了三遍。崭新的百元钞票，被她叠得整整齐齐，用一根橡皮筋箍着，塞在棉衣内侧的口袋里。那是她全部的积蓄，也是蒋菲菲给她的“封口费“——用她女儿换来的钱。

    窗口里的售票员抬起头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她。

    “去哪？”

    沈月张了张嘴，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她盯着售票窗口上方那块褪色的电子显示屏，上面滚动着一排排城市名字：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成都、昆明……

    每一个名字都代表一个陌生的远方，一个她可以从头开始的地方。

    “去……去昆明。”

    话一出口，她的眼眶就红了。

    昆明。她从来没去过昆明。她选这个城市没有任何理由，只是因为它是列表上离东乐市最远的地方之一。远一点，再远一点。远到蒋菲菲找不到她，远到她不会忍不住跑回来看女儿。

    售票员啪地一声打出车票，递了出来。

    沈月接过车票，看了一眼——明天早上六点十五，K字头，硬座，全程三十六个小时。

    三十六个小时。够了。三十六个小时后，她就会到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城市，没有人知道她做过什么，没有人知道她失去了什么。

    她把车票小心地折好，放进棉衣口袋，和那五万块钱放在一起。然后她转身走出了火车站。

    东乐市的十一月已经很冷了。北风从火车站广场的空旷处灌过来，刮得人脸生疼。沈月裹紧了棉衣，低着头快步往前走。她不敢抬头，因为她怕自己一抬头，就会看到火车站对面那条路——那条路通往市妇幼保健院，通往她女儿出生的地方。

    她沿着站前大道一直走，走了大概二十分钟，拐进了一条背街的小巷。她租的房子就在这条巷子的尽头，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小屋，月租一百八十块。

    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，耳朵有点背，不爱说话。沈月租下这间屋子的时候，老太太只问了一句：“一个人住？”

    “嗯。”

    “做什么工作的？”

    “在超市当收银员。”

    老太太就没再问了。沈月觉得这间屋子挺好，安静，偏僻，没人注意。

    她推开那扇掉了漆的木门，走进屋里。屋里很暗，只有一扇朝北的小窗户，透进来一点灰蒙蒙的光。一张单人床，一张折叠桌，一把塑料椅子，这就是全部的家具。

    沈月把门关上，靠着门板慢慢滑坐到地上。

    她没有开灯。

    黑暗中，她从口袋里掏出那张车票，借着窗户透进来的微光，又看了一遍。

    明天早上六点十五。

    她闭上眼睛，脑海里浮现出女儿的脸。那张小脸她只见过一次——在产房里，护士把那个皱巴巴的小婴儿抱到她面前的那个瞬间。那个瞬间只有几秒钟，护士很快就把孩子抱走了。

    几秒钟。

    那是她和女儿唯一的相处时间。

    沈月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。她用袖子擦了一把，但眼泪越擦越多，根本止不住。

    她把脸埋进膝盖里，肩膀一抖一抖的，压抑着哭声。她不敢哭出声，怕隔壁的房东老太太听到。

    哭了很久，久到腿都麻了，她才慢慢抬起头。

    她看着手里那张车票，看了很久。

    然后，她站起身，走到折叠桌前，把车票放在桌上，用手掌把它抚平。

    明天早上六点十五。她必须走。她不能再留在这个城市了。留下来只会给自己招来麻烦，给蒋家招来麻烦，给女儿招来麻烦。蒋菲菲说得很清楚——拿了钱，离开东乐市，永远不要回来，永远不要和女儿相认。

    这是交易。她用女儿换来了五万块钱和一条命。

    她应该走的。

    沈月把车票拿起来，放进棉衣口袋。然后她脱掉棉衣，叠好，放在床头。她关上窗户，拉上那块洗得发白的窗帘，躺到了床上。

    床板很硬，硌得她后背疼。但她不在乎。她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，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——

    走。明天必须走。

    她翻了个身，面朝墙壁。墙壁上有一道裂缝，从墙角一直延伸到半腰高。她盯着那道裂缝，像盯着一条通往某个地方的路。

    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她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    梦里，她抱着一个婴儿。婴儿很小，很轻，像一只刚出生的小猫。她低头看着婴儿的脸，但那张脸是模糊的，她怎么也看不清楚。她想看清，她拼命想看清，但那张脸就像隔着一层毛玻璃，永远差那么一点点。

    “妈妈……”

    婴儿开口说话了。

    沈月猛地醒了。

    她大口喘着气，浑身是汗。屋里一片漆黑，窗帘缝隙里透进来一线微弱的路灯光。她伸手摸了摸枕头——湿的。

    她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电子闹钟。凌晨三点四十七分。

    她再也睡不着了。

    她躺在床上，睁着眼睛，听着窗外偶尔驶过的汽车声。每一声都让她心跳加速——她总觉得那是蒋菲菲派来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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